呂偉白

柯伯格的道德兩難故事─漢斯偷藥

柯伯格的道德兩難故事是修過教育心理學的人的都聽過的故事。這個故事大致是這樣的：有一個叫做漢斯的人，他的太太得了不治重病，命在旦夕。這時，只有一個藥劑師發明的一種新藥可以救她，但是這個藥劑師索價10萬元（雖然製藥成本只有1千元）；而漢斯只有籌到5萬元，於是漢斯哀求藥劑師將藥價打對折，或者是讓漢斯先付5萬，剩下的5萬日後償還。但是冷血的藥劑師並不同意。於是漢斯晚上潛入藥房，偷了藥回去救他太太。

在柯伯格的跨國家、文化的研究中，他問受試者下面四個問題：

1.   漢斯是否應該偷藥？

2.   如果漢斯不愛他太太，是不是他就不會去偷藥？

3.   如果生病的是漢斯不認識的人，漢斯是否還會去偷藥？

4.   如果漢斯的太太因得不到新藥而死的話，警察是否該逮捕藥劑師？

柯伯格根據受試者的回答，主張人們在不同時期對於兩難問題有不同的推理，而這樣的推理順序是跨文化、人種與性別的。他將道德的發展分為以下三個主要階段，而每個階段下面又分為兩個次階段，所以總共有六個階段：

1.   前習俗道德期：第一階段：懲罰與服從取向，第二階段：相對功利取向

2.   習俗道德期：第三階段：好男/女孩，第四階段：法律秩序取向

3.   後習俗道德期：第五階段：社會契約取向，第六階段：普遍倫理原則

下面這個互動式的動畫影片對這個故事有基本的介紹，看完故事，點選你的觀點，就會得知你是處在柯伯格道德論的哪一個時期。

柯伯格的研究問題並不是兒童對於漢斯是否該偷藥答「該」或「不該」，而是這樣回答的背後的推理何在。下面列出不同的回答也可能處於同樣的推理階段：

•      第一階段 (懲罰與服從): 

–     漢斯不應該偷藥，因為這樣一來，他就會被關到監獄，壞人才會被關在監獄。

–     Or:漢斯應該偷藥，因為這只值1000元，藥商索價太高，漢斯也願意付錢，而他也沒有偷其他東西。

•      第二階段 (相對功利):

–     漢斯應該偷藥，因為他救了他的太太他會感到快樂，即使他會被關在監獄中。

–     Or: 漢斯不應該偷藥，因為監獄是一個糟糕的地方，他被關到監獄的境遇會比遭遇太太病死而更悲慘。

•      第三階段 (好男孩/女孩):

–     漢斯應該偷藥，因為他的太太希望他如此，而他希望自己是一個好丈夫。

–     Or: 漢斯不應該偷藥，因為偷竊是不好的行為，而他並不是一個罪犯，他應該嘗試不違反法律的其他方式。

•      第四階段 (社會秩序):

–     漢斯不應該偷藥，因為法律禁止偷竊，這是犯法的。

–     Or: 漢斯應該為了救他的太太而偷藥，但是也應該受到懲罰，而且付藥商藥錢。罪犯不應該無視於法律，他必須為這樣的行為付出代價。

•      第五階段 (社會契約):

–     漢斯應該偷藥，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力選擇生命，無論法律是怎麼規定。

–     Or: 漢斯不應該偷藥，因為科學家應該有公平的補償，即使太太生病，這樣的行為也是不應該的。

•      第六階段 (普遍倫理):

–     漢斯應該偷藥，因為拯救人類的生命較之其他人的財產有著更重要的價值。

–     Or: 漢斯不應該偷藥，因為其他需要藥的病人和漢斯的太太的生命同樣的重要，而且對藥物有同等的需求。

上文是對柯伯格道德論的介紹, 這篇筆記真正想談的是我於上課講授道德階段論時，一些引伸觀察與發現。在講完兩難故事時，我通常給學生的思考問題是：如果你是法官，你會怎麼判？在我教過的大約10個班中，調查結果可以歸納為：多數同學傾向輕判，但是還是要判；少數同學主張依法論法，極極少數認為應該無罪釋放。這樣的結果顯示多數同學處於第四、五階段之間。如果再加問一句，輕判還是判，那麼，漢斯入獄了，誰來照顧他的太太呢？學生們多會有很有創意的想法：改罰漢斯社區服務─如打掃社區，這樣他就可兼顧妻子了；募款幫漢斯請看護照顧妻子；法官幫漢斯付清藥錢等等。這樣的酌情衡量，也朝向第六階段的普遍倫理的方向。但是，如果進一步的追問：看來漢斯是情有可原的，那麼，判無罪不行嗎？歷年來只有一隻手數得出來同學可以接受無罪的判決，其他的同學多露出對這樣的判決unconfortable的表情。為了證明漢斯被判無罪也可能是合理的結果，我舉美國曾經發生的Mercy Killing的判例，來挑戰學生推理答案可能性的極限。

Mercy Killing 可以無罪？

在2001年，美國發生一件先生殺死太太的刑案，先生已經100歲，因不忍見太太頻繁被安置在不同的安養中心，為了不讓太太再遭受轉換環境壓力，於是他殺了太太。法官認為這樣的謀殺是基於”an act of love”，而100歲的案主身心狀態已經處於不正常狀態，使其做出這樣的決定，因此獲判無罪。

另外，在2005年，一位父親在承受中大的壓力之下，以枕頭悶死患有黏多醣症的兒子，最後父親殺人部分獲判無罪，只科以兩年的緩刑。這兩個案子的案主都是在巨大的壓力下，為了抒解他們摯愛家人的痛苦，而做出殺人的行為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殺人者和被殺者都是受害人。而無罪判決說明了：法官還是可以於法條之外，酌情衡量每個案件的特殊狀況，彈性的做出判決。（Ost,2007）

舉Mercy Killing判例的例子，不是支持Mercy Killing一定無罪,而是說明許多事情都是兩難的狀況，同樣的一個故事，可能有多個判決選擇，當法律規章與情、理相悖時，如何做出最明智的選擇，這就是專業高下之所在。

法海與贾維爾─恐龍法官的祖師爺？

東西方都不乏有關情、理、法之間相衝突的故事。中國的白蛇傳與法國革命為背景的悲慘世界就是兩個例子。追捕白蛇的法海與追捕尚萬強（小偷）的贾維爾（法官）都不得觀眾/讀者的緣。在河南有一座「白衣仙洞」，傳說為當年白娘子成精的地方，香火旺盛受人膜拜，而自認為除妖降魔、拯救蒼生的法海和尚卻為人們唾棄，成為笑柄。

同樣的，在悲慘世界中，曾因飢寒而偷麵包、銀器的逃犯尚萬強，在受仁慈的主教感化之後，存有一顆助人的心，在法國革命中成為正義的化身，最後還上了天堂與主教成為室友；而代表教義、司法，窮盡一生追捕越獄逃犯尚萬強的執法者贾維爾，卻落得難以解決心中情、理、法的糾結，最終跳海自殺身亡。

柯伯格主張將兩難故事設計於學校的道德教育中，我樂見其成。兩難故事可以讓我們瞭解：在真實世界中，多數的事情是沒有標準答案的，每天都可能有兩難問題等著我們，如何維持更有彈性的心，做出最好的決策，考驗著凡夫俗子。